归德古城五百年只是它的“今生”，它的“前世”也非已被探明的四城叠压，而是可以上溯到四千年前，甚至更加久远，久远到万年前的人类童年时代。
中华上下五千年史诗般的文明进程中，一座小小的城，不仅没有缺位过，而且自始至终立体地呈现为一条清晰、坚韧而又无比活跃的历史生长线，而且成就过那么多个不胜枚举的伟大灵魂。产生过那么多次难以罗列的历史嬗变。创造过那么多项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遗留下那么多处追思先贤的古迹名胜。
归德古城可谓一个奇迹，一个叠压着中华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奇迹。
悲壮掩埋下的亘古繁华。兵祸天灾，古城被毁过多次，又有过多次重建。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航拍照片上发现：位于商丘古城及其西南部的方向，地下隐约叠压着几座古城的遗址。随后，他极力建议中美联合发掘商丘古城，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找到这里的先商遗址。四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在坦荡如砥的豫东大平原的一层层黄沙之下，找到了从上至下叠压着的宋代应天府城、隋唐时代宋州城、汉代睢阳城和西周宋国都城遗址。
这一层层叠压在历史中的文明奇迹，立体地再现了商丘自建城以来近五千年的古代城市变迁史。犹如“活的化石”，实现对其层层准确地剥离，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特点、建筑规制，有着极为重要的典范意义，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以及相关时期的历史风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
历史记载，商丘古城多为名都大邑。甲骨文中有“商”“丘商”“大邑商”“天邑商”等地名，都是指的商丘这个地方。商丘无愧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商丘”二字，最早的含义就是“居住在丘岗之上的子姓氏族（商族）的聚居地”。传说中三皇五帝中的两皇——黄帝和炎帝，两帝——颛顼和帝喾，就曾在商丘上古建立帝王都。史载颛顼曾迁都商丘。帝喾高辛氏都亳，后来帝喾封他的儿子阏伯（契）于商。阏伯就是商族的始祖，他居住的土丘就被称为商丘。此后，夏王相都商丘，商汤都亳，微子封宋国，刘武封梁国，赵构始建都南京之地……数千年来，商丘或为国都，或为郡治，或为州府。如商丘、睢阳、宋国、砀郡、梁国、梁郡、宋州、应天府、南京、归德府，然后又是归德州、归德府，新中国成立后改回商丘。
上古的传说暂且不说，自契（阏伯）于商丘建都算起，商丘也已经拥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四千年来这座城池创造的文明，足以推动整个华夏文明滚滚向前。这首先当推举阏伯的六世孙王亥创造的商文明，中国最古老的商业贸易就此发端，王亥便是中国最早的商人，被尊为商人始祖。后来，阏伯的十三世孙商汤，更是将商族的辉煌推向了极致。后来都城虽然几经迁徙，将商朝最粲然的一页留给了安阳的殷墟。但商丘这片土地无疑承载了商朝更多的创业神话。辉煌的商王朝让商丘成为中国的第一主角，以“丘”为国之中心，商文明向四面辐射，向八方传递。
此后的东西周，从商丘发出的时代声音依然强势。这就是作为周朝诸侯国之一的宋国，立都商丘，在纷纷扰扰的春秋争霸、战国称雄时期，曾长期雄霸中原，使得商丘再一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张光直他们探明的宋国故城遗址，就是一个力证。
这一时期，与疆土一起强大起来的，是以商丘为中心辐射开去的中华圣人文化的诞生，或者说中国思想文明的演绎和雄起。此后，相对于春秋战国的连年战乱，秦帝国时的商丘安稳了许多。此时的古城成为睢阳郡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汉代时，商丘古城再一次被推到中国的风口浪尖上。这个人物，就是梁孝王刘武。刘武是刘邦的孙子，被封于梁国，都城就在睢阳。刘武凭借着七国之乱为朝廷立下的赫赫战功，成了大汉帝国的一个“关键先生”。《汉书》上说，刘武“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之地，赏赐不可胜道，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就是这个深得窦太后喜爱，可以与皇帝同车、同饮、同游猎的梁孝王，以雄厚的实力为商丘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仿佛为了显示自己地位的特殊，梁孝王在睢阳大治宫室， 建起了三百里梁园，园中亭台楼阁、离宫别馆、花鸟虫鱼、珍禽异兽，天下奇珍应有尽有，其规模和设施可以和皇家园林相媲美。偏偏这个人物又是一个极风雅的人，他网罗了一群文人墨客，当时颇具盛名的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都汇集在他的门下，整日填词作赋，把酒言欢，把睢阳城装点得辞藻华丽、文风鹊起。这股华美耀眼的梁园文风也刮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盛唐，以致王昌龄、李白、高适、杜甫、岑参等诗赋大家纷纷慕名前来，游历梁园，在此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诗人李白为商丘留下的不仅是精彩篇章，更是可圈可点以资传承下去的丰富文脉。
汉梁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兴，商丘古城在这一阶段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记忆，当数安史之乱时大唐名将张巡在这里打的一场最为惨烈的睢阳保卫战。但付出的却是古城十室九空的惨痛代价。
于是，重创下的商丘很是沉寂了一阵子，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于此。
壮丽挺立的古城文明，商丘自古有“江淮屏障”、“兵家必争之地、商贾云集之所”的美誉。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商丘，大运河的通航，西到京师，南达江淮，北到幽燕，十分便利，漕运商旅，八方辐辏，粮商、盐商、茶商、丝商等均集聚于此，大大促进了商丘的商业活动，使之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商业大都市。
隋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是便于南北交通，促进南北政治、经济交流。商丘是当时东方重镇，从国都赴东部、东南部等地，商丘是交通要道。古人评价商丘说：“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商丘为腰膂之地。”因此开凿大运河弃古汴水而改走睢水，途经商丘，除为了缩短距离，商丘战略地位重要也是因素之一。
显然，大唐时期的商丘已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大都市之一。杜甫游历商丘时写下《遣怀》一诗：“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伴天下，主客多欢娱。”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舞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
城市的叠压其实就是文明的叠压。当开封“城摞城”奇观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撩开之际，与之近在咫尺遭受着几乎同样命运的商丘古城，已准备好向世人展示她更为悠久的层层叠压在历史积淀中的文明奇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座商丘古城，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更替史。在时间的长河里，古城俨然已成为一种物语，一种永存。那些大大小小的名典胜迹，犹如一条条幸存的光阴密码，引导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如何追寻并破解已往岁月里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真颜与足迹。
而且，这座古城作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载体，也将永远启迪子孙后代，热爱黄河母亲，热爱祖国，并且不断创造新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