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阳节这一天，按照中国民间风俗，人们除登高望远、畅饮菊花酒外，还要身插茱萸或佩带茱萸香囊。古人认为佩带茱萸，可以辟邪去灾。《风土记》记载：“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上，辟除恶气而御初寒。”重阳节与茱萸的关系，最早见于《续齐楷记》中的一则故事：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学道。一日，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那天，你家将有大灾，其破解办法是叫家人各做一个彩色的袋子，里面装上茱萸，缠在臂上，登高山，饮菊酒。九月初九这天，桓景一家人照此而行，傍晚回家一看，果然家中的鸡犬牛羊都已死亡，而全家人因外出而安然无恙。于是茱萸“辟邪”便流传下来。重阳这一天，采摘它的枝叶．连果实用红布缝成一小囊，佩带身上，可用来辟除邪恶之气，是古来常用作防疫的民间药。重阳节插荣英之风，在唐代已很普遍，除了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外，他如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至于储光羲在《登戏马台作》一首诗中所云：“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飨六军。”写南朝宋武帝刘裕在重阳节宴群僚于戏马台，更把茱萸当作犒赏全军的奖品了。 

    茱萸雅号“辟邪翁”，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在唐代很盛行，人们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称为茱萸囊，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京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重阳茱萸的目的在于除虫防蛀。因为过了重阳节，就是十月小阳春，天气有一段时间回暖；而在重阳以前的一段时间内，秋雨潮湿，秋热也尚未退尽，衣物容易霉变。这段时间又是桂花盛开之时，所以民间称之为“桂花蒸”，这时必须防虫。茱萸有小毒，有除虫作用，制茱萸囊的风俗正是这样来的。但是在宋元之后，佩茱萸的习俗逐渐稀见了。其变化的因由大概要从重阳节俗的重心的潜移中去理。重阳在早期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强调的是避邪消灾，随着人们生活状态的改善，人们不仅关注目前的现实生活，而且对未来生活给予了更多的期盼，祈求长生与延寿。所以“延寿客”（菊花）的地位最终盖过了“避邪翁”（茱萸）。

 
    重阳插茱萸风俗，始于西汉初年。据晋代葛洪所撰《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时，其宠姬戚夫人的宫女贾佩兰回忆在宫之日，戚夫人于每年九月九日，头插茱萸，饮菊花酒，食蓬饵，出游欢宴。晋周楚撰《风土记》亦载：“九月九日，……俗于此日，折茱萸以插头，云避恶气，以御初寒。”“以重阳相会，登高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或云茱萸会。”南梁时撰《荆楚岁时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自汉至（刘）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设宴于台榭。”这些记载，皆言重阳游宴、登高、插茱萸，始于戚夫人。戚夫人曾随汉王刘邦驻汉中。《水经注》载：戚夫人为洋川（今西乡县）人（《史记》载为定陶人)。南梁间医学家陶宏景在《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等著述中均载：“山茱萸，生汉中山谷。”可见，此俗肇自汉中，而遍及全国，这是很有可能的。

    南梁吴均所撰《续齐谐记》中，还记载了一则重阳登高插茱萸风俗由来的故事：东汉时，“汝南太守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其言，举家上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之。’今世人九月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始于此。”此故事虽不可信，但含有一定科学道理：古代人们患病，不知病因，常谓之邪气所致。佩茱萸囊，饮菊花酒，正是茱萸菊花的药性对某些疾病有治疗作用，而使病得以痊愈，或起到了预防作用。古人不明此理，故谓茱萸能避邪延寿。

 
    据清代《陕西通志》和《汉南续修郡志》（即嘉庆《汉中府志》）载：“西乡县，九月九日，亲友以菊花、米糕馈赠，登高，饮茱萸酒，或上云台之山，或在子午之峰酌酒赋诗，流览丹枫黄菊；妇人则摘采茱萸，曰可治心痛也”，“城固县，九月九日，食米糍，登高，饮茱萸酒，儿童竞放风鸢”，“洋县，重阳采菊拾萸，登高泛酒”。可见，陕南在二百年前的嘉庆年间重阳摘采插茱萸、饮茱萸酒的风俗犹存，只是在近百年间虽岁岁重阳，但登高插茱萸之俗渐渐匿迹了。

 
    古人把九月九日重阳节又称登高节、茱萸节、茱萸会，可见茱萸自古已广泛被人们所宝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