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来到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退休干部尹福堂家中，见到了这位当年的大坝建设者。谈及为建设大坝所作的贡献，尹福堂谦虚地说：“我只是做好分内的事，能为建设大坝尽力，我很自豪。”

    尹福堂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专区中平县，参加过抗日战争，打过鬼子，是革命年代摸爬滚打出来的铁血汉子。在和平年代，他对自己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对待工作一丝不苟，遇到困难决不轻言放弃，始终保留着军人百折不挠的品质。

    1956年6月，时任山东省济宁市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尹福堂接到支援三门峡大坝建设的调任通知后，告别妻儿，踏上了开往三门峡的火车，从此与三门峡大坝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到三门峡，尹福堂被分配到黄河水利工程局（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前身）工作，担任机关总支书一职，主要负责局里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及宣传工作。回忆当年的工作环境，尹福堂感慨万千：“条件真是太艰苦了，当时的三门峡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我就住在大坝工地的帐篷里。虽然当时的条件极其简陋，但是大家的干劲儿很足。”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从事宣传工作的尹福堂更是斗志昂扬，潜心学习大坝建设相关知识，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大坝建设的意义，为大坝建设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

    紧张的工作之余，尹福堂常常想念远在山东的妻儿。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支持大坝建设，1957年，尹福堂的妻子刘正带着两个孩子也来到了三门峡。有了家人的支持，尹福堂工作更投入了。

    说起1958年周恩来、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到三门峡大坝视察工作的情景，尹福堂至今难忘：“当年周总理召集了大批专家到三门峡讨论大坝蓄水水位高低的问题。周总理精神很好，气质出众，我还有幸与周总理握了手。总理不停地说‘大坝建设辛苦你们了’，让我们感觉很平易近人。”尹福堂又激动地说：“彭德怀身手矫健，不愧是军人出身，遇到路面水沟，他轻轻一跳就过去了。”

    1959年，尹福堂被派往北京水利部干部学校进修，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其政治思想、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水平有了很大提升。1960年，他被分配到三门峡水电站（注：为三门峡大坝供电，厂区建在大坝内）担任宣传部长。1962年，三门峡水电站改名为三门峡发电所，尹福堂任党支部书记。“除了政治思想、党的宣传工作，我还要领导工人们检修电板等发电设施，确保为大坝正常供电。”尹福堂笑着说，“工作很繁琐，稍有疏忽就会影响到为大坝的供电，影响大坝建设的进度，我必须尽力做好每件事。”其间，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大坝视察工作，虽没有机会再次近距离接触国家领导人，但作为大坝建设的一分子，他倍感骄傲，时常向山东的亲戚朋友夸赞三门峡大坝。“我的侄子坐了很久的火车专门来看三门峡大坝，他参观过基底廊道后不停夸赞大坝雄伟、壮观，真是不愧为‘万里黄河第一坝’。”尹福堂高兴地说。

    回忆在发电所工作的往事，尹福堂的老伴儿刘正忍不住说：“那时候他天天不着家，忙着搞宣传，忙着监督工人检修设备，工人请假回家，他就替工人值班。”尹福堂不好意思地向老伴儿道歉，并感谢她当年对家庭的照顾和对自己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当时她是黄河医院的护士，经常加班到深夜。有一年夏天下夜班回家，孩子在院子里睡着了，一只狼围着熟睡的孩子转，她就单枪匹马拿着棍子和手电去赶狼，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吓得浑身冒冷汗。”尹福堂说。

    1968年，大坝发电机组要整体调往湖北，尹福堂坚持留在了三门峡大坝，他回到工程局担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期间，他的工作又调动过多次。1977年，尹福堂如愿以偿再次回到局里（此时黄河水利工程局已改名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工作，直至1983年退休。

    如今，尹福堂已是耄耋老人，但精神矍铄。老人的二儿子尹颜杰说，父亲对大坝很有感情，虽然腿脚活动不太方便，但是隔段时间就要孩子们带他去大坝走走。作为城市发展的见证人，尹福堂难掩喜悦之情：“现在的三门峡，高楼越来越多，很有都市气息，道路也越来越宽阔，交通方便。我最喜欢去天鹅湖湿地公园和文博城逛逛，那里环境好，建筑很大气。三门峡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