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长城，大体位于湖南省凤凰县，南起与铜仁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的喜鹊营，全长190公里左右，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竣工于明天启三年（公元1622年），被称为“苗疆万里墙”。又由于其为中国南方的唯一的长城，所以又称中国南长城、南方长城，简称南长城，是中国历史上工程浩大的古建筑之一，禁止了当时的苗 、汉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往。 它表现了一个朝代的特征，涵溶了那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象，构架了那个朝代治国方法的精神实质，是研究明清两代对边远少数民族征服统治鲜活的历史史料。
南方长城的修建，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开，以北为“化外之民”的“生界”规定“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了苗 、汉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往。
如今上百年过去，这条在历史长河中沉睡了的苗疆边墙，终于拂去了身上的尘埃，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公元2000年4月22日，罗哲文教授最终确定这里就是南方长城，引起国内外的震动。
专家证实，凤凰发现的苗疆长城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长190公里，北起湘西古丈县的喜鹊营，南到贵州铜仁境内的黄会营，其中大部分在凤凰县境内贯穿而过，大致经过新凤凰营、阿拉营、古双营、得胜营、镇溪营、振武营。城墙沿途建有800多座用于屯兵、防御用的哨台、炮台、碉卡、关门，当时沿线一般驻有4000-5000人的军队，最多时曾增到7000人左右。
明朝，湘黔边境的苗人被划为生苗和熟苗，生苗是不服从朝庭政府管辖的少数民族，他们因不堪忍受政府的苛捐杂税与民族欺压，经常揭竿而起。为了安定边境地区，镇压反抗，明朝廷拨出4万两白银， 在生苗与熟苗之间修筑起了长城。清朝统治者后来也对苗疆长城作了部分增补修建。也许由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不如北方少数民族强大，苗疆长城也就没有修筑得像北方长城那样雄伟壮大，所用石块只有北方长城的1/10到1/6大小。
明清以来，苗疆长城上的石块不断地被当地人拆去建房、垒坎。今天我们只能看到时断时续的城墙和一些保存完好的城堡。苗疆长城到底还保存了多少，还没有人沿线调查统计过。
中国的南方长城（苗疆边墙）位于湘黔边区，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全长190公里，沿途建有多座用于屯兵、防御用的哨台、炮台、碉卡、关门，当 时沿线一般驻有4000-5000人的军队，最多时曾增到7000人左右。整个修建耗银四万多两。 纵观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对于少数民族统治管理上，总是实行岐视和高压政策，使得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缺乏生存生活自由，过着缺衣少吃的苦难生活。在明朝，湘黔边境的苗人被划为生苗和熟苗，生苗是不服从朝庭zf管辖的少数民族，据康熙《麻阳县志·镇竿总说》记载：“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洞，据险为寨，语言不通，风俗迥异。” 明代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是十分岐视的，在经济上采取封锁，在文化上采取隔离疏远，在军事上采取镇压挞伐，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更加陷入贫穷落后和愚昧的境地，这就更加深了朝庭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矛盾。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这些记载，毫无夸张之意，真实地反映了在生苗区的战争中，苗族人口大批遭受杀害，苗民的财产，在战争中损失十分惨重的现象，构画出生苗区一幅残破凋零，蛮荒四野的景象。
因不堪忍受zf的苛捐杂税与民族欺压，苗人经常揭竿而起。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统治的 276年时间里，湘西一带少数民族反抗朝庭的起义和暴动发生了30多起，小型起义不算。也就是说，平均每十年或不到十年就要发生一次较大的苗民起义。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6年），在贵州铜仁地区与凤凰接界的一大片生苗居住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苗民起义，弄得明朝统治者措手不及，多次派大兵进剿，但都无功而返。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15年时间，才勉强把暴乱平息镇压下去。但为了平息这次暴乱，明统治者不仅调动使用了数千上万兵力，同时也花费了白银数万余两，真是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
为安定边境地区，镇压反抗，明朝廷拨出4万两白银， 在生苗与熟苗之间修筑起了这座长城。清朝统治者后来也对其作了部分增补修建。据说，在凤凰发现的南方长城遗址也只有短短的三十几米。
为阻止边墙外的生苗进入到熟苗区内进行骚扰和破坏，还在沿边墙三百八十华里的军事分界线上，建立了各种城堡、屯堡、汛堡、营盘、碉堡、哨卡、关门、关厢等军事设施 838个，形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军事设施里，派遣了万余兵力进行驻守。同时，还感觉兵力缺乏，并动员组织边墙沿线熟苗区的苗民和汉民，进行军事训练，参加边墙线上的巡逻防守。这些参与边墙巡逻和防守的人，平时从事劳动生产是农民，战时参加防守作战是兵士。由于有了这样严密的军事设施，又加上这样严密的军事组织和布防，真正形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
在漫长的边墙线上，边墙就像一根黑色罪恶的弧线，深深地刻印在生苗区苗民的心上。他们痛恨明朝的统治者，仇视边墙的存在，千方百计要把它捣毁推倒。因此，在这道严密封锁的军事线上，不断地爆发生苗区苗民把边墙推倒捣毁的事件。有些抗争最激烈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白天修起的边墙，到了夜晚又被彻底推倒捣毁的现象，使得边墙不能过夜。但为了对付生苗区苗民不再捣毁边墙，统治者往往派重兵把守，在重兵的层层包围下又修起了被捣毁的边墙，可见抗争之激烈。即使这样，边墙还是逃脱不了被捣毁的厄运。在明朝崇祯年间，就因“寇乱苗叛，土墙踏为平地。”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虽有边墙而倾颓已久，今不过仅存陈迹”。
有人奏请修复“边墙”，终因财力、人力不济，人心所逆，未能全面实施。沈从文先生在1931年所著的《从文自传》一文中这样写道：“试将那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贺城（即凤凰县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七千多座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叛变’的。”
苗疆边墙不仅是军事封锁线，同时也是阻隔生苗区与熟苗区的一道屏障。使生苗区和熟苗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生活世界。在熟苗区以内，先进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不断地介入传播，使生产及农耕技术得到了提高，生产物质大大地增加，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得到了改善。同时也使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推动了历史文明的进程和发展；而在生苗区以内，却恰恰相反，缺乏先进的经济文化技术，原始落后的农耕生产，导致了社会的落后。人民过着缺吃少穿的贫苦生活，灾难、贫困、病痛、战乱就是生苗区社会风景的写照。生苗区的苗民世世代代背负着愚昧落后的沉重枷锁，与先进的文明社会背道而驰，越走越远。造成如此反差强烈的局面，正是边墙存在产生的恶果。
中国南方长城是一部沉重的历史，从明万历四十二年始建至今，已经迈过了近四百年的历史。在漫长痛苦的历史进程中，它的存在与消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对它的注意。多少年来，它静静地荒芜在湘西大山的深处。边墙的存在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客观现实，不管你认可与否，它是湘西地区明清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缩影。
边墙也好，屯堡也罢，作为镇压苗民起义、破坏民族团结的一种军事设施，无疑都是带血腥味，但是客观上它又起到保障了苗地居民的安全，保持了苗民仅有的弹丸之地的安宁，保存了苗族古老文化，促进了“长城”外居民区域的繁荣，展现了苗族精湛的建筑工艺，形成“长城‘内’地方性区域自治”的作用。南方长城作为一道防线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今天它已成为一个颇富有边疆特色的旅游点而为人们所游玩。
